1、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
--金圆券的发行背景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由于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能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 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进步起到了肯定用途。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 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 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 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快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己纸张和印刷本钱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材料。（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惊世界》， 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方法和支付方法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很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手段，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方法的方法。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大家的政策，未必将所有些黄金都脱售，但无论怎么样，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能控制金融。 "（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场很多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第156页。）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 （注：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可见，黄金抛售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预期目的。"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更宣告了这一手段的彻底破产。握有很多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买卖，黄金抢购浪潮日甚1日。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没办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供应。就在黄金停售的不久前，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愈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疯涨，产品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掉职务。
宋内阁倒台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①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想走马换将，压住黄金风潮和通货膨胀。张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方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大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USD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 但所有这类做法都是徒劳的，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其间，张群曾建议由王云五特别研究财政，王觉得："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 ）张内阁也曾拟制币改策略，并需要得到美国资助，但伴随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谋划之中。
2、王云五币改策略的颁布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①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很好，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魅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 页。）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觉得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赖态度。
翁内税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策略。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策略。
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 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 人小组一致觉得：在内战继续进行的状况下，币制不适合作根本性改革，假如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入支出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交易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方法，大导致收入提升到等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策略。尔后， 俞携此策略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觉得这一策略不可以应对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 看来蒋要使用财政部的策略了，但又称不了解财政部策略的具体内容。其实，俞曾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策略，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策略的底细，只因蒋介石嘱其对上海方面应力守秘密，所以他只能对4人小组说不了解。 （注：参见李立侠《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第一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职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建议。为了守旧秘密，不使财部职员知道这类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建议的样子，不表示个人怎么看。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7、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总结。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觉得"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需要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筹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手段。所谓配合的手段，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入支出，平衡国际收入支出与管制经济金融等事情。"（注：王寿南前揭书，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7页。）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入支出的联合策略》。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块再加研究，草拟具体方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了解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如此一个亲自拟定的策略。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谋划削减通货膨胀的方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5、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策略，设法挽救财政，采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手段。"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目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筹备，等候决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31日，就币改策略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家＠①。张直言：发行一种新币，需要有充分现金或外汇筹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降低，不然等于发行大钞，大家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便没充分筹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预防新币贬值，故应慎之又慎。8月17日，蒋又召见张嘉＠①，张仍坚持已见，断言如不降低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新币势必贬值，没办法抑制。翌日，蒋第三召见张嘉＠①，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仍觉得，物价绝对没办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没办法维持，恐不出3、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假如大家对新币不予信赖，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注：参见姚崧龄《张公权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4-1016页。）蒋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①，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要紧，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策略。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可以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策略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策略，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方法》等4项方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方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2、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时收回。）
第三，私人不能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时于9月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时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国民党政府将"八·一五"限价作为重点提出，足见货币发行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其目的，就是想将发行新币与限制物价双管齐下，以挽救日益紧急的经济危机。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筹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筹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期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期望协力实行各项方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实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帮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推行，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帮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帮助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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